米兰·昆德拉说过一句很俏皮的话：“人们并不羡慕漂亮男人，而羡慕那些和漂亮女人站在一起的男人。”如果排除使用不正当手段（例如诱骗或暴力），那么，与漂亮女人在一起的男人，一定有吸引女性的地方。当这种吸引渐渐地产生情感认同，以致双方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另一半时，就可能发展成婚恋关系。

      我们不必怀疑，过去、现在或将来，婚恋角色中，总有人更加看重人品和感情，总有人用他们光彩或平淡的日子，把自己的婚恋故事讲述得让人感怀。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，社会在一定时期的价值导向对世人的婚恋心态有着强大的影响力。传统的婚恋关系中，“郎才女貌”模式被认为是理想派; 在资本运作的世俗空间，“郎财女貌”正在成为男女双方互相认同的参照指标。这两种婚恋模式中，“郎才／郎财”和“女貌”成了婚恋角色互为镜像的符码。

      “郎才女貌”代表了中国人的传统婚恋观，本质上是在婚恋角色之间制造一种平衡。它折射出人们的择偶心理、价值观和审美理想，强调婚恋角色各以自身条件的好坏相匹配，这也许是一种朴素的、世俗的“优化组合”观念。男女分别以 “才”和“貌”走近对方，被视为男女结合的理想前提。当“郎才女貌天作合”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时候，它所代表的文化意识也在传承和扩散，并在传承和扩散中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。受这种择偶心理的支配和话语权力的诱导，郎才女貌的婚姻被认为是天生一对、地生一双。

      如果说，“郎才女貌”是在男女之间制造一种平衡。那么，“郎财女貌”则是寻找一种新的平衡，平衡的两端，书写着金钱包装的款男靓女形象。“郎财”和“女貌”，作为文化转型时代中婚恋伴侣的角色设计，是时代生成的婚恋心态中价值交换的文化符码。这种婚恋心态的变化，实际上是和婚恋关系中男性角色――“郎才”和“郎财”社会地位的变化、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。

      婚恋心态折射出某种欲望，它来自欲望化的主体，也来自社会。从社会学的角度说，并不是所有的婚恋角色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时，都把婚后利益的权衡放在首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前交往的双方不考虑婚后利益。婚恋是社会制度的产物，是人的社会化行为，进入一定社会关系的婚恋角色，择偶时考虑自己的婚后生活，是正常的。女性选择男人的“财”，作为确保婚后利益的砝码，也是正当的。

      如果作更深一层的追溯，我们会发现：

      与“女貌”相互走近的“郎才”或“郎财”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 维持“郎才女貌”模式的男性资本，是男人的才能

      维持“郎财女貌”模式的男性资本，是男人的财富

      这只是表象的东西，准确的表达式应为：

      维持“郎才女貌”模式的男性资本，是男人的才能→财富

      维持“郎财女貌”模式的男性资本，是男人的财富→才能

      因此，选择“郎才”或“郎财”的“女貌”，相信的都是能创造财富的男人（才能）。

      这样说来，“郎才女貌”和“郎财女貌”是不是可以合二而一呢？不，这种表面的相同，恰恰增加了“郎才女貌”和“郎财女貌”这两个关键词的可分析性。

      在“郎才女貌”的时代中，“郎才”一旦得到社会承认，一般可以直接转化为“郎财”。“郎才”本身包含着经济份额。“女貌”对“郎才”的期待，通常连带着经济保障。这里，显在的“郎才”，屏蔽着隐在的“郎财”。“女貌”召唤“郎才”出场，“郎才”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跟着到场。

      在“郎财女貌” 的时代中，“郎才”得到社会承认，不一定直接转化为“郎财”。“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，这种慨叹，虽然有些苦涩，但它反映的价值失衡，很能说明“才能”和“财富”的反差。当“郎才”的经济份额成了未知数时，直接体现经济份额的“郎财”便上了前台，而支持“郎财”自我实现的 “郎才”隐向幕后。于是，显在的“郎财”，屏蔽着隐在的“郎才”。

      从“郎才女貌”到“郎财女貌”的修辞置换，宣告了社会婚恋心态中价值取向的物质升级。20世纪红色革命中受冷落的财神，在商品经济的现代语境中复活。经济杠杆的启动，击碎了传统意义上才子佳人的乌托邦幻象。经济话语开始高频介入世俗化的生存空间，从个人形象的设计，到部门形象的打造、企业形象的包装，“财力”是最有效的资源，货币是最灵验的配方。“钱”，似乎成了一种最容易让人们找到感觉的审美文化符号。

      难道能够想象超级女模嫁给打工仔的现代天仙配吗？不要说超级消费群体的女性，不太可能鲜花插在贫瘠的土地里，就是一般女性择偶，也很少不关心对方的经济状况。毕竟，一个巨富和一个贫民的婚恋关怀是不一样的。经济状况窘迫的男人与貌美女子的婚恋，要么是神圣的，要么就是没有悬念的。在物欲膨胀的时代，人们经常看到的是，富裕男人在女貌群体中，拥有更多的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