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她的一位闺中密友最近挺郁闷的。姑且把这位朋友的朋友叫做A吧。她的郁闷来自于和自己的老妈发生了意见不合。不合的原因是因为A找了个男朋友，虽然两个人感情挺好，难舍难离的，却招来了老妈的一肚子不高兴，惹上了一脑门子官司。小A没事就听老妈唠叨：
“丫头呀，你怎么找男朋友越来越没眼光了？妈就希望你能嫁个：个头高的，长得俊的，博士生，北京户口的。你瞧瞧你这回找这个，没一样让我老人家满意的。哎——”
这四条，可以说是一个普通北京老太太的招婿标准吧。有道是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凡事有个标准总是好事。有人曾经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办事，规矩像弹簧，因人而异，看人下菜碟，还说是从小日本舶来的管理方法——柔性管理。老太太希望自己亲女儿嫁得好，无可厚非，而且定个硬性指标，也总比袖里乾坤来得光明，还具有可操作性。
估计看到这里，该有人骂了：北京这个老太太搞歧视！顺便又该骂上北京姑娘、北京人了。我觉得，在骂人之前，最好先长长脑子再说为好。
其实娶妻嫁女，古来有之。那时候讲究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可是毕竟是女儿终生大事，因此，但凡有点身份地位、不着急把女儿嫁出去的人家，总还是有招婿标准，得挑挑拣拣一番。虽然是因朝而异，与时俱进，不过还是可以看出有脉络可循。
比如说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老岳父吕公，把女儿嫁给当时看起来完全是个混混儿的刘邦，吕老夫人责备道：“公始常欲奇此女，与贵人。沛令善公，求之不予，何自妄许与刘季（刘邦）？”吕老头说：“此非儿女子所知也。”由此看来，当时的择婿标准还是要找个贵人。在秦汉之际，贵人的含义一般是指有贵族身份、根红苗正的人家，相当于现在的高干吧。而且，那时的贵族身份往往是世袭的。因此，一旦拥有这种身份，往往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。
而后汉三国时期，有个著名的故事是刘备招亲，当时的孙尚香的招婿标准是非英雄不嫁。能这么喊出来，可见当时的社会正处乱世，贵族也是朝不保夕，已经是不重出身看表现了。所谓乱世出英雄嘛。
等到了唐朝，大家又回到富贵之梦了。白居易的那句“遂令天下父母心,不重生男重生女”，说明当时的社会择婿标准取向还是希望能得到君王的垂青。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短平快地直接让女儿过上富裕生活。
元明时期的招婿标准可以从著名的《牡丹亭》得到一点启示。崔莺莺老妈的招婿标准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。当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，自然喊出谁要能救命就把女儿嫁给他。可是等到危机解除，马上毁约，恢复常态。虽然张生和崔莺莺已经私定终生，还要求张生必须中了状元才可以来娶。这说明，当时一个功名身份是何等之重要哇。
等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，又是社会变动大的时代，招婿标准又看重个人本事了。“他女儿嫁人不是冲家当给的，而是冲他有能耐给的。有些人明白世故人情，养活姑娘要说婆家，宁给有能耐的姑爷，亦不给有产业的。有产业的人家有儿女都是溺爱，别看他家有产业，还不一定守得住哪！只要姑爷他有能耐，比姑娘大几岁都不在乎，姑娘过了门，绝不能跟男人挨饿。”（《江湖丛谈》连阔如著）
而到了解放后建国初期，招婿指标又变化了。当时有部评戏的戏词就说：“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，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，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，回家来他能给我作先生。”并且，在当时，家庭出身又绝对是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，再好的男孩，如果闹个大款爸爸外国妈，在一般人眼中看来，也绝对不是招婿好对象。
从这些记载看，我有一个推论：在社会阶层相对变化不大的情况下，人们的招婿标准侧重于固定指标，比如出身（贵族），家产；而处在社会阶层间变动大的情况下，人们侧重于“可持续发展”类指标，比如本领（英雄、状元、能耐）。这种指标体系的波动，说明了招婿问题绝对不是现在小资们崇尚的纯粹爱情，而是深刻反应着社会状况。这么说，最高兴的应该是经济学者，他们会说，经济学“经济人假设”在招婿问题上得到了深刻验证。
回到前面说的那个北京老太太提出的条件。分析一下，发现这四条标准又可以分为三类标准：
1、 外形类标准：身高、相貌
2、 能力类标准：博士、硕士（有人可能会觉得学历、能力并不正相关，可是，除了学历之外，又有哪个指标可以方便度量并让人信任呢）
3、 身份类标准：比如北京市户口。
我相信，如果哪个男人满足这些条件的话，绝对是不愁娶不着老婆的，且不愁找不着情人。前些日子，看到有人嚷嚷“谁平均了我的性伴侣”，估计是这三类指标有所缺失。
我觉得，那位北京老太太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指标正是要想在当前社会中混开了的重要生存条件。
现在，找工作多难呀！好像除了保险公司，没有几个公司大规模招人。而且，现在高学历的有的是，不少企业、事业明明需要的人中专知识水平就够了，没准儿在市场上一看，找个硕士回来。“学士不如狗,硕士满街走,博士还能抖一抖！”看看，还是博士生有保障吧？
再说外形类指标，据说，第一印象对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影响程度极其巨大。现在社会属于快餐时代，谁有工夫去慢慢品味某个人到底如何呀？因此，外形指标对一个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。
再有就是身份类指标。这个指标我觉得是非常有时代特色的。在中国传统中，我才疏学浅，还没有发现有特别重视户口问题的时代。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，虽然户口的重要性已经有所减退，可是教育问题、就业问题、保障问题等等都和户口息息相关。最近有个案子，是车祸撞死了人，进行赔偿。结果呢，拥有城市户口的死者家属得到20多万的赔偿，而拥有农村户口的死者家属只得到6万元左右的赔偿——连死的价码都不一样！
每个母亲都是爱孩子的。正是这种母爱，使得母亲对女儿的招婿标准最为理性，最“实事求是”。也许，可以把这称作是一种歧视，可是歧视存在的土壤是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设置。美丽的花朵如果没有土壤，也难得绽放。在现实面前，一切对“歧视”的空泛的道德批评都是不现实的。
